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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午，和一位重慶籍朋友走在廣州的街頭，她突然說了一句話：“找工作的話，我再也不會離開廣州，太喜歡廣州了。”

她在好幾個一線城市都有短期工作的經歷，對比之下，在廣州，“我不用穿得花里胡哨來表明我不是社會底層，廣州人不在乎這個，他們尊重每一個人。”

讀懂這座城市，你就會愛上她（視頻來源：《廣州，來了就不想走》）

這算是捕捉到了這座城市的精神內核。

一線城市我也都很熟悉，有的還生活了好幾年。廣州有千般好，最好的就是廣州人從不把階層地位當成一個重要的東西。對普通人而言就是一種溫暖的感受，對能夠進行抽象思維的人來說，這就叫平等。

下雨的廣州也是溫暖的（陳憂子攝）

真誠的平等意識，是這座城市精神內核“道”之所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它生成令人舒適的規則，營造溫暖、融洽的社區生態，催生高效而謙和的政府，支持開放、交流的城市風氣。

最難得的是，廣州人的平等意識不是短期人為創造的，而是在數千年歷史里一以貫之的，它根深葉茂。正因如此，同時生長著的，還有常居者的熱愛，和路過者的不舍。

讀懂這座城市，你就會愛上她。

普通話

前幾天，我們有位記者寫了關于河北邢臺女孩萌萌被姐夫投毒的報道，我讓她最后打電話去確認一個細節。

半天后，她愁眉苦臉地說，打了好幾個電話，對面的人也愿意說話，但是都不說普通話，根本聽不懂。

我有點驚訝。這種情況，我的經歷更典型，但畢竟已經是9年前了。

2012年冬天，我去山東高密采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感覺自己就像到了外國。

從高密出發，先要問怎么坐車，一路上問了路邊五六個人，大家都樸實而熱情，但我一個字也沒有聽懂。摸到了車站，找到了車，在路上問車里的乘客到莫言家要在哪一站下車，大爺大媽們一樣“熱心到飛起”，但同樣的，什么也沒聽懂。幸好路邊掛著“莫言舊居”的指示牌，我迅速要求下車，照著方向進了村，一路問莫言家的院子在哪里，結果還是一樣，聽不懂，只能三步一問，跟著手指的方向走。

莫言先生的老父親在家，老人很熱情的給我倒了杯熱水，我提了幾個問題，他都來者不拒，問題還是同一個——聽不懂，用廣州話說就叫“雞同鴨講”。尷尬了一陣子，只好起身告辭。

有沒有感覺到這里面有問題？事情好像搞反了對不對？

本來應該是北方人擔心來了廣州聽不懂廣州話，甚至也聽不懂廣州人的普通話，但形勢早就完全顛倒過來了。

廣州人有最簡單的快樂（郭嘉亮攝）

20年前，廣州人的普通話確實很差勁，經常有綜藝節目，會故意模仿廣州人說普通話，有一點喜劇效果，也有諷刺的意思。

新世紀初在北京上大學，有同學拿著一張紙，向我“請教”廣州話（也叫粵語）的讀法，我把上面的字讀了一遍，才發現自己上當了。

上面寫的是“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歌”，念出來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只剛下完蛋的母雞，同學隨后哈哈大笑：“我母雞啦！”

他沒有惡意，只是覺得好玩。

但諷刺也罷，開玩笑也罷，人們都沒有再往深一點想：為什么是廣州人，乃至廣東人，普通話口音總是被諷刺，或者被用來開玩笑？

因為他們總是愿意開口說普通話。倘若像上面的情形一樣，堅持說方言，死活不說普通話，又怎么會落下話柄？

最現代的廣州保持著最堅韌的傳統（陳憂子攝）

廣州人那時也知道自己的普通話不好，電視臺有專門學普通話的節目。片頭先出來一個“444”，有人同時在念“細百細席細”，然后一陣哄堂大笑，再出來一個“666”，有人在念“樓百樓席樓”，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這個節目以自嘲作為開頭，目的卻是鞭策。20年前的廣州人說不好普通話，和今天一些北方城市不說普通話，有著本質的區別。

廣州人學普通話的難度，顯然比北方人學普通話要大得多，前者是系統性的陌生，而后者常常就是一個音調扭轉的問題。但現在，用普通話在廣州絕對暢通無阻，廣州人無論老幼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反而到了許多北方城市，普通話根本不管用。

說不好和不肯說，區別在于態度，而態度反映的是文化。廣州的文化，一直就是拿來主義的，“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走在街頭，處處都是輕松與信任（陳憂子攝）

倒不是說北方人就沒有拿來主義的精神，而是很多地方還不需要。這種需要，是由社會發展提出來的，對于廣州而言，就是開放、交流。

廣州歷來就是萬商云集之地，最大的需求就是暢達的交流。改革開放之后，普通話就成了暢達交流的必備工具，廣州人就迅速接受并學好了普通話。

一開始是說不好，但架不住他們反復地說呀。說著說著，就沒人敢再笑話廣州人了。

“鳥語花香”

“鳥語花香”，是其它省份的人們形容廣州時常用的詞，帶著戲謔成分。戲謔也無妨，但不能僅僅一笑了之，還應該了解它的來路。

“鳥語”是對廣州話的戲稱，因為它在外人聽來太過難懂，易中天就說這是中國第二難懂的方言，第一位是閩南語。

然而之所以說難懂，是從以普通話作為好懂100分的角度說的。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內部人口流動性很小，內貿規模也很小，日常里真正需要講普通話的地方不多，各說各的，互不相干。所謂“好懂”的方言，只是因為它“長得”比較像普通話。比如東北話，以普通話為標準來衡量，顯然就很好懂。

無處不在的笑容，叫醒廣州每個角落（陳憂子攝）

對于廣州而言，國內貿易難度更大，因為北部橫亙著南嶺，交通受阻。相互交流很少，就意味著彼此對普通話的需求都不大。

廣州以及珠三角平原各城市，一直是外向型的，它們有點像柏拉圖在《斐多篇》里比喻的那樣，各城市就像是圍繞著池塘的一個個青蛙。人們因為地理決定，而向海求生，對外貿易一直是這個區域的歷史特點。

近代史上，因為貿易往來、勞務輸出乃至被販賣出國（“賣豬仔”的由來），在國外尤其是東南亞地區，散布著數量龐大的廣東籍華僑。這些人，作為不顯眼的背景，卻曾經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孫中山先生從事民主革命，背靠的就是無數廣東籍華僑老鄉；改革開放廣東成為最前沿，設立特區，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與海外有大量的鄉情聯系，可以以此吸引投資。相當長時間里，星星般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主要通行廣州話。

在這種情況下，廣州話足以應付需求了。

工作或許繁忙，城市氣質令人放松（陳憂子攝）

雖然說是一個區域，但在近代以前，珠三角的經濟、文化活動主要集中在廣州一城。珠江西岸的佛山、珠海、中山、江門，華僑眾多，全都屬于廣州統領之下的廣府文化區域。

廣州話，最早其實是秦朝大將任囂率兵抵達嶺南之后，中原話、百越語以及其它一些外來方言結合的產物。

秦朝太短命，任囂出征不久，它就亡國了，任囂隨后在嶺南病死，50萬將士再無歸期，就在副帥趙佗領導下定居下來，決心以此為家，努力與當地百越人融合，于是便形成可以溝通的語言——最早的廣州話。

因此所謂“鳥語”，正是追求暢達交流的產物。它的特點不是難懂，而恰恰是好懂，易懂難懂，只看以什么為準繩。

對暢達交流的向往，始終是廣州最重要的文化特質之一。而之所以向往暢達的交流，原因又在于這座城市從來不是靜態的，總是有新的外來元素不斷地闖入。

自漢朝以來，廣州就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廣州的貿易通達波斯灣、東非和歐洲，航路全長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與此相應，世界各地的商人也頻繁活動在廣州城，“舟舶繼路，商使交屬”。這座城市里就不但南腔北調，而且還“東腔西調”了。唐代長安，繁華成一時之盛，各國使節、商人、學者、學生云集上國首都，而在廣州，外商往來則是歷史常態。

在近代以前，商業沒有成為殖民主義炮艦的前驅的時候，它就是一種比較單純、善意、平等的交流。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彼此怎樣表達善意呢？送上一捧鮮花，就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對方的善意。

這就是所謂“花香”。

廣州人愛花是全國有名的，但原因并不僅僅在于這里氣候適宜，四季有花，更在于花對廣州人而言有特殊的功能——它是一種普世性的、無聲的語言。

無花不廣州（何易成攝）

一般情況下，越是常見的東西，就越不會自覺地喜歡，比如只有城市里的人們才會向往田園阡陌之美，身在其中的農民對此根本毫無知覺。沒有絲毫貶低之意，只是客觀地舉例，云南更適宜鮮花生長，也有更多種類的花，但在國內市場連通之前，當地的鮮花主要是用來做菜的，因為它不承擔其它的功能。

而在廣州，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要在一個共同的空間里共生共處，必須借助各種最容易理解的符號，來傳達話語和情感。鮮花就是一種最簡潔的、最大公約數的符號，花是人類共同的審美，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語言功能，成為一種交流的媒介。

平等與善意，不依賴語言（盧文攝）

廣州人的鮮花是用來表達的，用來欣賞的，像一種禮器，也像一種文玩，而不是生活實用器。

由此觀之，則“鳥語花香”，并沒什么不好。

一口通商的繁華

我大學時的班級，是由每個省市各兩名同學組成的，分布均勻，天南地北，所以同學們對于不同地理空間的歷史文化都饒有興致。

一位同學對我說，你們廣東，歷史上就是蠻荒之地。我當然不能茍同，講了秦朝建立任囂城（廣州），以及漢唐宋元貿易之盛，但他不相信，也沒有興趣聽。

這也難怪。

歷史上，南嶺阻隔的不僅僅是商貿通路，它還阻隔了其它兩種重要的東西。

一是阻隔了政治與戰爭。

政治中心權力的爭斗與變幻，中原腹地的逐鹿與殺伐，很少波及嶺南地區，而歷史總是傾向于濃墨重彩地記載政治與戰爭的。

中原的逐鹿與殺伐，只存在于棋盤上（陳憂子攝）

二是阻隔了嶺南士子的求學進階之路。

因為參加考試非常艱難，而嶺南貿易繁榮又提供了科舉之外的替代性出路，嶺南就形成了一種遠儒傳統，而中國的正史，是以儒家精神為核心書寫的。

嶺南與國家政治文化中心聯系不易，最經常發生的往來，就是一些貶謫的士人、流放的囚徒，悲悲切切地南來，寫下一些擔心自己水土不服、愁病而死的詩文。

這些悲觀失意者，是有條件向中原講述嶺南情狀的人，因為其中很多人最后還要回去。然而身在廣東的時候，不是貶謫之人，就是戴罪之身，心情糟糕至極，自然不會把嶺南寫得春光明媚，一派欣欣向榮，而是動輒蛇蟲遍布、煙瘴橫生。說白了就是身在異鄉，環境不熟，水土不服，否則嶺南人民，怎么世代生存下來呢？

但這些詩文，深深影響了中國人對嶺南的印象，人們也并不多加思考。

常居者的熱愛（陳憂子攝）

一如歷史記載的不重視一樣，這些情況對于我那位同學而言也不重要。他只承認清朝乾隆以來，廣州一口通商之后，造就了獨特的貿易繁榮，廣東才擺脫了蠻荒處境。

那我又問，為什么當時朝廷指定一口通商的的是廣州，而不是你的家鄉？

他的家鄉在長江中游，江邊的一個地級市。

“那怎么能比呢？你們廣州一向以來就是對外通商的。”

鮮花勾勒的廣州（盧文攝）

這就對了，問題又繞回來了：正是因為有基礎，有傳統，有歷史。

漢代，廣州已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唐代，已是世界著名商埠，與50多國有經濟文化往來；宋時，廣州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到了元代，已與140多個國家有貿易關系。“廣州通海夷道”，自古“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

一口通商，其實正是繁華的結果，而不是繁華的原因。

“南風窗”

一口通商確實也造成了新的事實，那就是，近代史聚焦到了廣州，一貫被正史所忽視的嶺南地區，順勢闖入了近代歷史的中心。

從那以后，嶺南、廣州就再也無法被寫歷史的人忽視。事情是這樣的：

英國工業以紡織業起家，它的棉衣、毛衣在嶺南濕熱之地賣不出去，年年逆差，就向中國輸入鴉片來平衡貿易，鴉片荼毒生靈，于是便有了欽差大臣林則徐來到廣東，組織禁煙，英國便發動了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分界，近代史的開端。

廣州人雖然重視商業，為各國商人創造了最好的生意環境，為了商業往來甚至創造了“沒有句法也沒有邏輯聯系的語言”——洋涇浜英語（又叫廣東英語），但在民族大義面前，也絕不含糊。廣州人最早挺身而起抵抗帝國主義侵略，三元里抗英，震驚中外。而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后，為了抗拒英國人入城，從1843年到1849年，廣州人民堅持了7年的戰斗，取得反入城斗爭的勝利。

第一次鴉片戰爭實現了英國人的目的，那就是把貿易前沿往北推進，好把毛衣棉衣賣出去，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這些良港，都按照條約要求開放。上海從一個縣城，變成了開放的中心，逐漸發展為后來的十里洋場，亞洲第一大城市。

而這時的廣州，已經開始承擔起推動中國進步的重要歷史使命。

一架橋的歷史，藏著一座城的故事。圖為20世紀80年代拍攝的廣州海珠橋（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黃鑒秋攝）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就是因為來到廣州，看到國家落后的實情，編寫了《四洲志》，后來又把資料交給魏源，囑咐后者編寫了著名的《海國圖志》。

洪秀全從這里出發，接觸基督教，進行反清起義的思想準備。

康有為在此講學，蓄積聲望，收下弟子梁啟超，其后一起北上，維新變法。

孫中山以此為起點，拉開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并且以此為大本營，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公開舉行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三大”，因為這里是當時唯一可以“合法革命”地方，隨后，革命先輩們加入了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浪潮。

2021年6月20日，廣州，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新中國成立以后，面臨西方封鎖，仍然幾乎年年不輟地在廣州舉辦廣交會。

改革開放，廣州同樣是前鋒，體制改革過五關斬六將，而中國大陸最早的流行文化，也在廣州發端。

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廣州從綜合地位上看，依然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