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fā)現”出爐

大洋網訊 2021年12月23日下午，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聯合召開發(fā)布會，正式公布“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fā)現”評選結果。增城金蘭寺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彩陶缽等入選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增城金蘭寺遺址等入選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fā)現。

增城金蘭寺遺址

考古發(fā)現書寫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描繪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于2021年10月-11月聯合主辦了“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考古發(fā)現”評選活動。廣州百年考古的發(fā)展脈絡，經由一件件文物，一處處遺址，如一幅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為我們展現出廣州文明史的赫赫榮光。

考古需要專業(yè)人員長年“風餐露宿、青燈黃卷”

也離不開社會公眾的關注、支持和參與

“廣州是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悠久，文物資源豐富。早在1916年，廣州就已開展考古活動。1953年起，配合城市建設工程，廣州揭開大規(guī)模田野考古工作序幕，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力，被譽為全國城市考古的‘重要據點’”，廣州市文廣旅局副局長、廣州市文物局局長劉曉明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考古工作者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搶救和保護了大量古遺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這些考古遺址和文物，記錄了廣州地區(qū)五六千年的人類歷史和廣州城2200多年的發(fā)展軌跡，見證了廣州自建城以來持續(xù)不斷的對外交往歷史，為我們呈現了豐富而生動的“廣州故事”。

劉曉明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州不斷完善文物法規(guī)、充實考古隊伍、加強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廣州的許多重要考古發(fā)現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不久前，南越國宮署遺址和南越王墓被評為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充分表明廣州考古的影響力。”此次評選出的百件文物精品、十大重要發(fā)現，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廣州地區(qū)的人類歷史和廣州城市發(fā)展歷史，以及嶺南地區(qū)文明起源與發(fā)展歷史脈絡。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王維宣攝）

記者了解到，本次評選活動包括了公眾線上投票與專家終評兩個環(huán)節(jié)。線上投票于2021年10月20日啟動，2021年11月20日截止，歷時30日。專家終評會于11月22日召開，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廣州市人民政府參事、研究館員黃淼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曹勁，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韓維龍，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馮永驅，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教授鄭君雷，廣東省文物鑒定站站長、研究館員劉成基等七位專家作為評審。 在發(fā)布會現場，五位公眾線上投票環(huán)節(jié)的獲獎者登臺，領取了獎狀和精美文創(chuàng)獎品。記者了解到，他們有文博工作者和文物愛好者，也有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考古是通往歷史深處的指南針，連接著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考古研究和闡釋，考古成果的傳播利用工作既需要考古專業(yè)人員長年‘風餐露宿、青燈黃卷’，也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關注、支持和參與。”劉曉明說，這次評選活動的公眾網絡投票環(huán)節(jié)熱度很高，許多市民朋友積極參與，選出自己的‘心水’文物，更加深入地了解廣州考古的發(fā)展歷程與喜人成果，增強了對廣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認識。

歡迎大家現場去看“十大”“百件”

下一步將推出系列講座文創(chuàng)精品等

記者看到，入選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的文物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清代，文物種類豐富多樣，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文化和社會價值。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fā)現的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近現代，類型豐富，有墓葬、建筑基址、水閘、古道、窯址、書院、碼頭等。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易西兵在現場表示，下一步，廣州文物部門還將舉辦廣州考古重要發(fā)現及文物精品系列專題講座等活動，相關的文創(chuàng)開發(fā)等活化工作也在陸續(xù)推進中。目前“百件文物”中的多件正在北京國家博物館的“海宇攸同”大展中展出，向全國的觀眾展現廣州文化、嶺南文化的魅力。

劉曉明表示，百件文物、十大發(fā)現的相關信息已經公布在網上，大家可以很方便地在“云端”查看。另外當中大多數文物都在南漢二陵博物館、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館等幾家博物館中展出，大家也可先到現場去一睹它們的風采。等到未來條件合適的時候，也可以考慮策劃舉辦“百件文物，十大發(fā)現”主題的專門展覽。

主辦方介紹，包括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fā)現在內的廣州考古成果，承載了廣州五六千年的人類社會歷史和2200余年的城市記憶，充分反映了嶺南地區(qū)文明起源、嶺南文化形成發(fā)展過程，體現了古代廣州與周鄰地區(qū)交往互動，以及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借鑒的顯著成就，見證了廣州近70年城市考古和文物保護的歷程。通過這些考古成果，廣州古代歷史得以重構，先民的生活圖景變得鮮活、生動。下一步，廣州文物部門還將舉辦廣州考古重要發(fā)現及文物精品系列專題講座等活動，用考古成果不斷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yǎng)，進一步提升考古工作影響力。

考古材料有溫度、有深度、有親和力

帶我們回到廣州曾經的日常生活

在媒體發(fā)布現場，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全洪對最終評選出來的100件器物進行了點評。他介紹，1983年南越王文墓出土的西漢南越國時期透雕龍鳳紋重環(huán)玉佩是網絡投票和專家評選的“票王”。這件文物也是現在的南越王博物院院徽的原型。

西漢南越國透雕龍鳳紋重環(huán)玉佩

此次評選，廣州出土文物堪稱精品盡出。有一些是知名度非常高的，比如南越王文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金印、組玉佩、玉角杯等。也有一些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比如1983年西村鳳凰崗出土的南越國玉舞人，所出土的大墓規(guī)格很高，被認為有可能也是某代南越王墓；又如1986年東山農林上路出土的陶鼓。“銅鼓我們就見得很多，但是陶鼓就非常少了，我們出了3件。”全洪說。

西漢南越國·陶鼓

又如現藏廣州博物館的東漢陶樓，是1957年在東山象欄崗出土的，也在這幾十年來發(fā)現的同類器物中最精美之列。還有的文物現在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比如1954年在沙河頂出土的東漢陶船，在國內最高的文博平臺上展現廣州文化、嶺南文化的魅力。

西漢南越國圓雕玉舞人

又如，南漢康陵中出土的玻璃瓶，是當時發(fā)現的眾多散碎玻璃中唯一一件能復原完整的。南漢時期的波斯藍釉陶瓶，過去類似的器物在江浙等地出土較多，但近年廣州的發(fā)現有后來居上之勢。它們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風”銀盒、2001年恒福路出土的西漢珠飾、1964年東山韋眷墓出土的明代威尼斯銀幣等一道，令我們對古代中國的對外交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五代南漢·波斯藍釉陶罐

不僅“物以稀為貴”，很多文物更是帶有“標尺性”意義。1953年在廣州西村石頭崗的一座古墓中發(fā)現的橢圓長方形漆盒，中部刻著“蕃禺”二字，是“蕃禺”地名見于考古實物最早的一例。

秦·“蕃禺”銘文漆盒

新石器時代的墨彩灰陶罐不僅是廣州本就很少出土的彩陶中的精品，更是迄今為止廣東境內出土最完整、圖案保存最好也最復雜的一件墨繪陶器。增城墨依山考古現場出土的商代玉牙璋，是珠江三角洲地區(qū)首次在年代明確的墓葬遺跡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黃埔欖園嶺遺址隨葬品中的有領玉鐲是目前廣州所見玉質最好、保存最為完好的有領玉鐲。

商時期·玉牙璋

通過這次評選，我們看到，考古材料是有深度，也有親和力的。它們是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直觀反映，是帶著廣州城市發(fā)展溫度的第一手記錄。眾多的陶屋、陶院落、陶牛車、陶舞俑，還有如1956年海珠大元崗出土的東漢陶灶上看到的那些粗率、寫意的人物，一下子把我們拉回到了差不多20個世紀以前的廣州日常生活中。如易西兵所說：“趴在灶門口奮力燒火的人兒，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家做飯怎么也點不著火，被母親訓斥的模樣。隔著屏都能想象出小人兒滿臉灶灰的模樣”。又比如那些托燈俑，“都是托燈，有的呆萌，有的歡快，有的傲嬌，有的看不出喜怒哀樂。”

他也曾這樣想象：“晚唐時代的某一天，一位陶瓷器經銷商從外地采購了一批日用陶器和釉陶器（泡菜壇子、汲水罐子、裝酒瓶子、盛飯小碗和搗臼等等）經水路到達廣州，在南門外上岸后等來承銷商驗貨，發(fā)現部分器物殘損，雙方經過艱難或愉快地協(xié)商，決定將殘損器物挑揀出來就地掩埋。1000多年后，考古人員讓它們重現天日，還留下了諸多疑問：它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當時的銷售行情如何？當年老廣也做泡菜嗎？”

的確，今天我們所知的歷史，就是古人的生活；而我們今天的生活，也必將給后人以歷史感。

從金蘭寺到三大會址

考古連接著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廣州考古十大重要發(fā)現”中年代最早的是增城金蘭寺遺址 ，1958至1961年進行了三次發(fā)掘，發(fā)現距今約6000年的彩陶文化遺存及三個時期文化層；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在遺址北部發(fā)掘，發(fā)現500多平方米的貝丘堆積，清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zhàn)國時期墓葬46座（出土古人類遺骸43具）。它是廣州目前考古發(fā)現年代最早的史前貝丘遺址。

位于天河區(qū)的華南植物園里，有個“廣州第一村”，也就是飛鵝嶺遺址。1956年暑假期間，中山大學地理系同學到飛鵝嶺地區(qū)進行測量實習，在地面采集到有肩石斧11件。8月26日，中大歷史系的師生和市文管會到現場進行了第一次地面調查，發(fā)現有肩石斧、有肩石錛、石矛、石鑿等石器，以及方格紋、夔紋、雷紋等印文陶片300多片。之后的第二次調查也有相當多的發(fā)現。第二年初，中大歷史系對此進行了發(fā)掘。在多個山崗發(fā)現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該遺址是廣州地區(qū)第一次考古發(fā)掘先秦時期的文化遺存，故有了“第一村”之名。全洪說，隨著金蘭寺等遺址的發(fā)現，飛鵝嶺已經不是“第一村”了，但無礙它在廣州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

天河飛鵝嶺遺址群

在廣州地區(qū)做考古發(fā)掘這么多年，“一直困惑沒有發(fā)現大型的戰(zhàn)國中晚期到西漢早期的墓地或聚落，城址就更不用說了。但 2020 年10月開始第二次發(fā)掘的黃埔陂頭嶺墓地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線索。”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之前在接受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采訪時如是說。作為十大重要發(fā)現中最新的發(fā)現，這處位于黃埔區(qū)龍湖街黃田村西北的遺址在2016-2017、2020-2021年進行了兩次發(fā)掘，發(fā)現的戰(zhàn)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墓群是目前嶺南地區(qū)發(fā)現的數量最多、規(guī)模最大、封土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級越人墓地；M30是嶺南地區(qū)目前所知封土保存最為完整、封土保存規(guī)模最大的戰(zhàn)國晚期墓葬。張強祿說，陂頭嶺遺址提示黃埔區(qū)九佛鎮(zhèn)到蘿崗鎮(zhèn)這一帶在戰(zhàn)國中晚期的社會發(fā)展、人員聚集已經達到相當規(guī)模，為后來南海郡治任囂城選在云山珠水間的廣州城區(qū)提供了歷史積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館員李巖也認為，在廣州東北、博羅以西的區(qū)域應該能夠找到越人城址，特別是在近年來于黃埔區(qū)發(fā)掘的陂頭嶺、欖園嶺、來峰崗等高密度的墓葬群附近，“一定有對應的中心聚落或城址”。

黃埔陂頭嶺遺址

十大重要發(fā)現中的西漢南越國遺跡大概是最為廣州市民所熟知的。西漢南越文王墓是迄今嶺南地區(qū)發(fā)現的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隨葬器物最豐富的漢代彩畫石室墓，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中由石構水池和曲流石渠組成的御苑是我國目前考古發(fā)現年代最早的宮苑實例。此外，遺址范圍自下至上層層疊壓自秦至民國12個歷史時期文化層堆積，厚達5~6米，記錄了廣州兩千多年的發(fā)展軌跡。西漢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是目前世界上考古發(fā)現年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構水閘遺存。

西漢南越國遺跡之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

歷史上廣東的陶瓷生產窯口由北至南，由西至東，遍布全省。其中有一些享譽世界，卻少為國人所知，比如廣州的西村窯。西村窯在發(fā)掘的時候位于廣州市西村增埗河東岸崗地上。從這里原本大小山崗高低起伏，屬于廣州市北面丘陵地的邊緣。當時窯址區(qū)早已辟為耕田，地面僅遺留有由窯具和瓷片堆積而成的7米高的小山包，土稱“皇帝崗”，在皇帝崗西北約100米處還有3座小型的堆積，清理出不少北宋遺物。1956年，因為要修西村工人體育場，當時的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西村窯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才有了今天對西村窯的深入認識。

皇帝崗西村窯

十大考古重要考古發(fā)現中，“中共三大會址建筑基址”是唯一的現代時期遺跡。易西兵表示，曾經大家不太重視通過考古手段來研究近現代文物、遺跡，但從近年的實踐來看，考古在這方面可以起到不俗的作用，提供許多科學而重要的信息。除了三大會址之外，黃埔軍校舊址的復原、海珠區(qū)“二居”舊居的復原等項目也得到了考古上的支持，充分說明了城市考古在今天的城市發(fā)展中的現實意義。

中共三大會址建筑基址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卜松竹

圖：“廣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與十大重要發(fā)現”主辦方供圖（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