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一線關員：長大后，孩子們一定會為媽媽們感到驕傲

大洋網訊 5月8日母親節一大早上崗前，大娃二娃給彭慧打來了視頻電話。二娃歡脫地大喊“媽媽，母親節快樂”，大娃在視頻里靦腆笑著，向媽媽解釋自己為什么穿著她的睡衣：“你不在家時，我就穿著它。”

一年來持續的閉環工作，令彭慧的角色長時間固定在“海關一線關員”上，而作為媽媽的角色，很難有時間實踐。孩子們已經學會用自己的辦法來“假裝”媽媽就在身邊。

“臨近母親節這幾天，剛好跟朋友們在討論女性如何在不同的角色中尋找平衡這個話題。”彭慧微笑著感慨說，“很遺憾，答案是‘無法兼顧’。”她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要面對“選擇”的個體。駐守在國門最前線的數百名關員，每一個人背后都有一個“小家”，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著故事，會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困難。“五一小長假時，我也在閉環，休息時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們在春花爛漫中度過美好時光，很羨慕，也很自豪。”彭慧說，“我很高興自己為大家的歲月靜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彭慧（左一）和隊員

“媽媽替我承擔了許多母親的責任”

彭慧是廣州白云機場海關旅檢二處旅檢一科科長，也是所在閉環組的副指揮長，自2020年1月底她便一直堅守在口岸疫情防控一線，對國際航班旅客進行監管。那段時間，航班沒有停過，一線關員夜以繼日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航班，面臨不同的風險和挑戰，還要面臨與家人“斷聯”的現實：“大娃因為放寒假，被送回湖北老家，愛人也是口岸一線工作人員，我們都沒離開過自己的崗位，二娃才2歲，寄送在朋友家過年。”

時間在繁忙的工作中滑過。孩子一天天地長大，二娃也開始上幼兒園，而她卻再次缺席孩子的成長過程，開始了口岸疫情防控閉環管理工作，經常連續21天“奮戰”在口岸一線，接近一個月才能回家一趟。

彭慧的缺席，也只能是如今已不在口岸最前沿工作的愛人承擔起照顧家庭和孩子的責任，但愛人工作也很繁重，他每天傍晚接大娃到單位，孩子在一旁學習、他加班，告一段落后回家，繼續加班；彭慧居家隔離的一周，他就趕緊抓緊時間“補課”，爭取利用這個時間做多點工作。

考慮到工作的需要，彭慧不得不把老家的媽媽請了過來，幫忙照顧小兒子。“心里覺得很對不起媽媽，本來她剛剛退休，可以在家跳跳廣場舞、唱唱歌。”她說著說著，有些傷感，“而且爸爸還沒退休，不能一起過來，這下子也把他們兩位分開了。”母親節這一天，她在電話里叮囑兩個兒子，一定要跟外婆也說一聲“母親節快樂”：“媽媽替我承擔了許多母親的責任。”

彭慧（居中）和隊員

“作為母親我們是不可替代的”

9歲和4歲的兒子正處于需要媽媽陪伴的階段。去年一個晚上，過了10點多，小兒子給彭慧打來電話，一直哭個不停，原因是外婆把媽媽的睡衣洗了，自己晚上就不能抱著媽媽的睡衣睡覺了。彭慧安慰他，“你可以抱著媽媽的枕頭呀”，才止住了兒子的眼淚。

“開始覺得很搞笑，過后覺得很心酸。”她說，雖然孩子們接受了媽媽總要跟自己隔著電話的現實，但自己不能忽略自己缺席母親角色的歉疚感：每一次接通電話，孩子的第一句話都是“媽媽你什么時候回來”，而自己總是因為不確定而回答不上；因為外婆不懂操作手機軟件，她總是接到老師投訴“全班只有你們家孩子閱讀不打卡”；大娃的語文老師總是向她無奈嘆息，她回家的那一周，孩子作業書寫很漂亮，其他時間都“龍飛鳳舞”……

“女性其實面臨很多的要求，需要扮演好不同的角色，工作上的、婚姻中的、家庭內的……但我們確實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作為母親。”彭慧說，男性和女性的思維很不一樣，爸爸有自己養育孩子、解決問題的方式，但也需要媽媽的角色來配合，“像我愛人是個‘理工直男’，解決問題當機立斷、粗放，不一定適合這個年齡段的孩子。”而且她清楚了解到，自己兩個孩子的性格截然不同，需要不一樣的教育方式。

然而，她沒有足夠的時間實踐。前不久，她跟大兒子約定了“積分計劃”，前一晚兩個人興致勃勃地在網上選購了積分卡，結果凌晨三點，她就接到電話要緊急集合，于是立即拖著行李箱出發了。“后來積分卡到了，但計劃還不能按約定啟動，因為我從那天起就一直待在崗位上。”彭慧笑說，“還真的是‘君問歸期未有期’。”

兄弟倆做家務

“這種‘非常態’就是‘一線關員的常態’”

“我都沒有意識到就這樣過了一年。” 彭慧說，當上崗的時候，時間過得特別悄無聲息，因為防疫要求很高，必須一直嚴陣以待，并持續改進工作流程。加上工作時間長，很少有停頓的時候，口岸一線的關員們都沒有什么時間敏感度。而當一個人待了一個多月，回到家中面對一家人的時候，往往需要調整自己的狀態，“但是剛剛調整好，一周又到了，又要回到崗位上。”

這一年，他們跟外界基本只能靠線上溝通。她笑說有一次跟其他部門的伙伴開交接班會，平時在網上聊得歡的兩個人面對面突然半天都說不出話，互相“取笑”對方“感覺只能做網友了”。

所有“非常態”的生活方式，被彭慧稱為“一線關員的常態”：“不是我一個人在改變自己的生活去適應工作的需要。”最令她印象深刻的片段，是一個夜晚，她和三四十個同伴乘班車回到隔離酒店的路上，所有人疲憊不堪，車里一片安靜，她看到前面座位的女組員的手機一直亮著，但沒有任何聲音，便好奇地看了一眼。正在通話的視頻里，一個1歲大的孩子正攀著圍欄蹣跚學步，但組員不敢發出聲音打擾同伴，只是默默看著，而車里一片漆黑，孩子通過手機也看不到自己的媽媽。“那時我完全能共情她的心情。”彭慧說，“也許她默默看著，也在默默流淚。”

爸爸和弟弟做家務

還有一次，也是在閉環運行的班車上，她聽見一個媽媽正在跟女兒打電話，特別興奮地說“閨女，我到你幼兒園旁邊了”，但是下一句話卻讓人淚目：“但是媽媽不能下車，只能看著你的幼兒園”。

“選擇海關這個職業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要承擔這些了。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所以大家才沒有過多的抱怨。”彭慧說，其實關員們也都是普通人，只是因為職業責任感而更加堅韌——這甚至包括了生離死別。“有一次上班路上，我接到了電話，閉環組的一位小姑娘向我說到她父親去世的消息。但是她正在閉環工作。”她有些哽咽地回憶道，“當時我足足有半個小時，難過得不知道怎么回復她。我只能安慰，但這個時候的安慰，真的很無力。”

彭慧、外婆和弟弟

“我們的思念和渴望只能放在心里。”彭慧說，作為母親、父親、子女的一線關員，每一天面對艱巨任務，面對風險和挑戰的時候，在保護自己和同伴的同時，清楚知道這項工作并不只是關乎一個人的職業生涯，而是關乎所有人的安危，

“沒有‘大家’，何有‘小家’。”這是海關一線關員心中一句深刻的誓言。彭慧滿懷期待地說：“有一天，孩子們長大了，一定會為他們的媽媽們感到驕傲。”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林琳

圖/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