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消費大PK 誰更抗跌？

南京3.18億元、杭州16.8億元、約16個?。ㄖ陛犑校┛倲党?2.73億元

不光“撒券”撬動消費，汽車下鄉、2.5假期等政策也“重出江湖”。刺激政策頻出，哪些手段能最快見效、南北方城市誰能最先“回血回藍”成為未來數月的一大看點。

只是，站在當下這個低迷時期，對于被困兩個月終于走出家門復工復產的人們來說，是否有足夠的信心消費、以往的消費曲線等多久才能恢復還不得而知。

三輪PK勝負已分

出門花錢吧!在全國大部分商業消費活動被迫按下暫停鍵后，地方政府正試圖用政策優惠重新激活市場。而在刺激消費的方式方法上，祖國大江南北卻呈現出不一樣的顏色。

南北PK第一回合：消費券

杭州向全體在杭人員發放16.8億元消費券;

南京推出3.18億元消費券;

浙江推出10億元“文旅消費券”和1億元“文旅大紅包”

廣西宣布要發放數億元消費券;

重慶渝中區免費發放千萬元消費券;

……

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漫天撒券中，卻鮮有北方城市的身影，只有北京的蘇寧、國美發放1.2億家電消費券，濟南市推出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銀川市興慶區發放了500萬元餐飲消費券。

南北PK第二回合：購車指標和補貼

除發放消費券的金額少、力度弱之外，與南方想必，北方的政策也更顯保守。

在北京今年擬新增10萬個新能源汽車指標消息被“緊急撤回”后，浙江杭州宣布今年一次性增加2萬個小客車指標，廣州失也在近日提出將增加中小客車指標。

加量釋放購車指標還不夠!南方多地更是直接“撒錢”出臺購車補貼政策，比如：

佛山購車補貼最多可給到5000元/輛;

長沙、株洲、湘潭三地也對符合條件的車型作出了最多3000元/輛的補貼;

廣州還對個人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給予每車1萬元綜合性補貼;

南昌則是按1000元/輛標準給予購車人補貼。

南北PK第三回合：官員帶頭為消費站臺

有媒體不完全統計顯示，截至3月20日，至少有海南、江蘇、湖南、青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云南、重慶、四川、山東等12個省份的20多位黨政干部帶頭“下館子”“逛超市”。

這里面貌似也只有青海、河南、山東三地屬于北方省份。

不難看出：南方多地已經先走一步：不管是汽車消費補貼還是消費券，以杭州、南京等為代表的南方地區的大手筆政策確實吸睛。

南北消費誰更抗跌？

今年1-2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2130億元，同比名義下降20.5%。如果以-20.5%作為分水嶺，在不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中，截止3月30日，有27個已經公布1-2月統計公報或經濟運行數據。

其中15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滑速度大于全國平均水平，包括天津、重慶、河北、山西、遼寧(以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計算)、吉林、江蘇、安徽(以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計算)、河南、湖北、海南、陜西、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區?？梢钥吹剑@其中大部分是北方區域。

另外12個降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分別為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山東、湖南、廣東、四川、貴州、云南、寧夏，這其中大部分為南方區域。

1-2月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局）

僅從數據來看，在疫情下，北方相比南方似乎更傾向于捂緊錢包減少消費——這是否也意味著，在這場席卷全國的疫情下，北方居民的消費能力相對南方而言受到的沖擊更大?

這一問題顯然不能用這一組簡單的數據就能盲目做出解答。但通過這組對比，筆者關注到的是中國南北方經濟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此前有媒體披露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南方的GDP占全國的比重64.56%，北方占35.44%。而在改革開放初期，南方和北方的經濟總量基本是平分秋色。

事實上，北方大城市的消費力已經開始落后于南方城市，按照此前媒體總結的2018年中國消費力最強的前十大城市，包括了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武漢、成都、深圳、南京、蘇州和杭州，其中僅有北京一個北方城市在列。

工資不漲

如何出臺政策是政府和商家的事兒，是否買單則關乎你我。

從當前刺激消費的政策來看，主要分為三類：刺激餐飲娛樂、出游以及汽車消費。除了汽車消費依賴于剛性需求外，前兩大行業都與線下流量息息相關，并在疫情緩解后仍苦于流量萎縮：

一方面餐飲行業仍“少人堂食”：2020年3月上旬，美團研究院針對本地生活到店綜合商戶的問卷調查顯示，截至3月9日，六成商戶仍處于暫停營業狀態;本地生活到店綜合商戶復工遇到的困難中，78.7%的商戶選擇了“沒有顧客”。另一方面，旅游業停擺尚未全面恢復管控，據中國旅游研究院測算，2020年一季度及全年，國內旅游人次將分別下降56%和15.5%，國內旅游收入分別下降69%和20.6%。

隨著疫情逐步緩解，如何讓消費者走出家門?通過政策形成積極引導，或許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不過，問題在于，發錢、放假真的管用嗎?也許對于一部分人來說，未來究竟是捂緊錢袋子還是放心消費，取決于工資的增速和預期，而非消費券。

“2月收入下滑約30%。”一位在北京打拼多年的90后A向筆者吐槽自己最近的焦慮，已經三十而立的他直言最近焦慮的睡不著。從事互聯網廣告相關行業的他，最近開始頻頻投放在各大招聘平臺投放簡歷，但能有面試機會的企業都不多，僅有一家走到了談薪水階段，但對方給出的工資區間，遠遠低于他的預期。

對于多地打算推行的2.5天小假期計劃，A感慨，很多企業經營困難，KPI都完不成恨不得收縮裁員，怎么可能多放假?“我缺的是那0.5天工作日嗎，我缺的是錢啊!跳槽后如果工資水平上漲，哪怕996都可以接受。”A感慨。

可以說，除了端著“鐵飯碗”的部分群體外，對于靠工資生活的大多數人而言，這場暫時看不見盡頭的危機帶來的收入不確定性隱憂或將籠罩一整年。

風雨欲至，外在直接的刺激，或許不如錢包穩定帶來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