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快看：制度如何訓練出職業皇帝

《帝制與盛世：漢唐明的時代公元1500年之前》李曉鵬 著 天地出版社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首輔李東陽被派遣到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他做了不少調查，比如發現田地里夏天種的麥子已經枯死，而秋天該種的麥苗也沒有種上。河道兩側纖夫沒有完整的衣服穿，下地干活的農民面黃肌瘦，民間盜匪猖獗，尤其是青州地區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而來的流民說，江南、浙東都是逃難的流民，納稅人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糧食儲備甚至不夠十天。如此這般，李東陽在給明孝宗朱祐樘的奏章說道：“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發生。”

(資料圖)

朱祐樘在讀過奏章后大為震驚，他想起了一件事：之前他想任命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而他多次推托。直到朱祐樘下了死命令，年近七十的劉大夏才勉強接受。朱祐樘問劉大夏：“為什么朕多次任用而你當兵部尚書，你都以病推托？”劉大夏說：“臣老了，而且有病。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了，萬一出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而我估量自己沒這個能力解決問題，所以推辭不受。”

這次朱祐樘在讀過李東陽的奏章后，又想起了劉大夏，連忙召見想問個清楚。朱祐樘提到自太祖開國以來，征斂有常，為什么還會有今天的狀況？劉大夏說道：“問題就在于沒有做到征斂有常。比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藥，這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只是小事，其他的各種征斂可想而知。”朱祐樘又問了軍隊的情況，劉大夏說軍隊和百姓一樣窮。駐扎軍隊雖然每年有口糧，出征有補貼，但一大半都被將領們克扣了。朱祐樘想到，既然國也不富民也不富，銀子都去哪了呢？

朱祐樘想到了這里，嘆息自己雖然當了這么久的皇帝，卻不知道天下軍民窮困，于是下詔嚴禁無常的征斂，但根據之后的情況看，政令只管了一時，之后又恢復了原樣。

被《明史》稱為與漢文帝、宋仁宗齊名的明孝宗朱祐樘，確實有著儒家優秀君主的言行，但是在他治理下的國家更好了嗎？事實或許并非我們想的那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李曉鵬，以經濟學思維與數據分析方法，探究歷史上王朝政治的治國效用。以《帝制與盛世：漢唐明的時代公元1500年之前》一書，講述漢唐明這三個大一統王朝的經濟、軍事、民生狀況，尤其是作者并非從傳統的儒家道德的層面來評價王朝政治，而是從經濟學的角度闡述王朝盛世背后，民間的真實情況，再對帝王傳統的評價和執政得失做出分析判斷。全書始終貫穿一個問題——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君主是否能治理好天下？

作者認為在《明史》中的仁主代表明孝宗朱祐樘，在書中的記載背后還有著另一層看法。朱祐樘是一個按照帝國儲君培養制度訓練出來的皇帝，他5歲被立為太子，17歲登基，接受了12年的儲君教育。沒有挫折順風順水的太子之路讓朱祐樘的人生觀更為理想化，在他的心目中，完美的世界就是儒家思想描繪的世界，只要是圣君賢臣當政那就能治理好一切。

朱祐樘一上臺就效法父親，革除上一代遺留的弊病。首先他先把父親重用的那幫國師、法王、和尚都給趕走了，然后把宦官梁芳下獄，流放奸臣李孜省，罷黜了靠投機逢迎上位的首輔萬安，前后驅逐了一千多個名聲不好的官僚。

在這之后，朱祐樘起用了一批公認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員。皇帝特別勤政，除了堅持天天上早朝之外，還增加了午朝，開辟了文華殿議政，利用早朝與午朝之余的時間討論治國方針，他對政事親力親為從不讓太監代勞，不修宮室，不近女色，聽取臣下建議不獨斷專行，也從不廷杖大臣。朱祐樘一輩子努力做一個儒家理想君主的模樣。但正如前文所述，這樣一個君主并沒有帶來百姓生活的提升，反而讓百姓生活困苦，貪官污吏橫行。而當朱祐樘明白這些時，已經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了。

作者在書中無情揭露這種儒家治國理念中的虛偽之處，朱祐樘是個勤政的皇帝，那些大臣們經常和皇帝在朝堂上討論國家大事，大臣們暢所欲言，皇帝從諫如流，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但散會后，決策布置下去了，下面很快就返回了報告，無非是皇上的決策很棒，革除了弊病，民心大悅，形勢一片大好。而實際上，下面幾乎什么也不做，只會寫漂亮報告應付上面，該強占民田的強占民田，該收錢干預司法的繼續收錢。

儒家的治國理想很美好，但看重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認為君主以身作則，官僚們上行下效人人向善，天下就美好了。但忽略了人性中惡的一面，而且只要有一點惡就能激發起無窮的惡。作者并沒有否認儒家思想中善的重要性，并認為按照那套邏輯確實是有向善的影響力能被激發出來。他主要認為，忽略了惡的影響力，讓善沒有應對惡的措施，善并不能保護自己不被污染，這是人性的弱點，更是儒家理想的盲點。

皇帝通過戰爭獲得權力，而依靠儒家學者治理國家，這讓儒家學者們在文化教育和信息傳遞中占據了優勢，儒者官僚在利益的驅使下形成文官集團，并且通過以上兩種權力的壟斷對皇帝和政權形成控制。那些創業之主往往能看透這些，不受文人集團的控制，反之那些長在深宮里的皇帝，被教育的對仁義道德的感化力深信不疑，緊緊地依靠文人集團，那些被放大的善與被忽略的惡，讓皇帝都無法理解。皇帝完全想不到，自己身邊那些學識淵博、以天下為己任的賢臣們，會為了個人私利和小集團的利益無視法律。雖然后世對明孝宗的個人評價很高，但這評價是出于儒家的價值立場。如果看漢文帝之后的吳楚七國之亂、宋仁宗之后的王安石變法以及明孝宗之后的變法，就知道在儒家標準之外，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這本書不以傳統儒家的價值觀來評價得失，而是以社會實際情況來分析當時的社會狀況，清晰展現了盛世開創的制度基礎、士大夫的著史心理，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

（原標題：制度如何訓練出職業皇帝）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洪宇

流程編輯：U030